奥美定事件亲历者访谈:好人走到一起能合力纠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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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丽7629585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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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/10/14 15:29

 卓小勤:我为什么单挑奥美定?

  记者:你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奥美定的?

  卓小勤:很早,1998年就开始了。1997年英捷尔法勒从乌克兰进入中国,是富华公司运作的结果。当时国家药监局下令,仅此一家,不引进第二家。但这个产品进入中国之后,销售遇到了极大阻力,整形医院都抵制这个产品。

  这对富华的商业计划是一个沉重打击,富华就采取了一个极端恶劣的手段:撇开医院,直接向美容院推销,给美容师培训。典型的非法行医,这就得罪了我,因为我的本职工作就是打击非法行医。

  记者: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促使你站出来单挑奥美定?

  卓小勤:1998年,有两个受害人来找我。这两个受害人都是同一个美容师做的手术,这个美容师手里就有富华给她的培训证书,而且是富华供货,她出了事就跑,打一枪换一个地方。那时只有富华在行销这个产品,我打赢这两单官司之后,就决心告富华。

  记者:有人说你单挑奥美定,是因为你跟奥美定的竞争关系。真相到底如何?

  卓小勤:这个说法是有原因的,但不确切。当时富华认为这个材料无毒无害,怎么注射都没问题,所以主张放射性注射,也就是从乳晕注射,我的两个受害人都是这么受害的。乌克兰主张基体部注射,在乳房的下部一次性注射,使胶体成团块,一旦出了问题,尽量把它抽干净,实际上也不可能抽干净。但富华不遵守乌克兰的要求,要杜绝后患就更不可能了。

  这对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。此外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当时富华手中积压了大量货物。积压导致过期,过期了怎么办?它擅自改变包装,改变条形码,故意不标注出厂日期。这个证据被乌克兰抓住,乌克兰不干了。乌克兰还是有底线的,但富华没有底线,它只要能挣钱,任何手段都用。

  再有一个就是它宰客特别狠。我了解到的价格是每毫升30元到80元,一个隆胸要打至少300毫升,进账数万。为了从病人身上多挣钱,就鼓励尽量多的注射,甚至要求病人注射500毫升。

  500毫升是什么概念?就是打点滴的那种瓶子,装满才500毫升。500毫升当然挺好,但问题在于,怀孕哺乳期之前有一次乳腺再次发育。你的乳房平常很小,但到那个时候就要发育,平常越小那时发育就越大,就要爆乳,《新闻调查》说那个受害者哺乳期不敢给孩子喂奶,痛苦万状,就是这个原因。

  注射500毫升,就是不加节制地注射,而乌克兰要求不超过300。这就导致了跟乌克兰的决裂。乌克兰刚把英捷尔法勒的总经销权转给吉林敖东,英捷尔法勒就被国家药监局叫停。然后富华所谓同类产品就进入临床试用,接着就恢复了注射隆胸,只是产品换了面孔,从原来的英捷尔法勒换成富华自己的品牌奥美定。

  我最初举报奥美定,是因为当时吉林敖东请我做法律顾问。他们给我的条件不高,是企业法律顾问的平均待遇。最让我动心的,是他们跟富华竞争,要对付富华。我觉得这跟我的初衷不谋而合,虽然英捷尔法勒也有问题,但奥美定最离谱。而且我当时孤身一人,我必须跟富华的竞争对手合作,才能获得相关资料和其他资源。

  我后来向媒体公布的那些材料,包括乌克兰英捷尔法勒的总裁给富华的绝交信,虽然是复印件,但都是总裁亲笔签字的,都是那个时候获得的。我那时就能拿到这么多东西,别的人都拿不到,就是因为我身份特殊。

  所以早在2000年,我就开始举报富华。应该说这个举报也是吉林敖东策划的。这就是说,开始的动力主要来自商业竞争的动力,不是来自消费者、受害者的利益。

  一开始,富华公司就对所有专家进行威胁恐吓,所以虽然很多专家反对注射隆胸,但只敢点英捷尔法勒的名。我不一样,我不仅旗帜鲜明地反对注射隆胸本身,而且一开始就直接揭露奥美定。

  记者:那你后来为什么又一度放弃了呢?

  卓小勤:我到敖东,也是想通过我的努力,规范英捷尔法勒的销售行为,但我起草的规范销售行为的《销售协议》,及规范医疗行为的《注射隆胸手术知情同意书》,敖东都没有采纳,举报奥美定的事又石沉大海,我的抱负无法实现。这种情况下我就离开了。

  我离开就意味着以前的努力到此为止。有组织、有预谋的抵抗停止了,只能依靠消费者的零星抵抗。

  我对消费者的零星抵抗没信心。可以说句老实话,当初受害人找到我的时候,我的积极性并不高。我觉得有更多的事情要做,而这件事我当时觉得太难了,不会有什么结果。

  接着就是浦律师跟我接触,希望我能参与这项公益活动。他派他的助手来见我。我就把我2000年给中纪委的举报信打印了一份。我觉得这份材料应该说得很清楚,看完之后,就大体知道这里面的一些黑幕。浦律师看到我这个材料很振奋,专门见了我一面。我们一见如故,我归队了。

  媒体与奥美定的贴面热舞

  记者:有人说媒体造就了奥美定神话。

  卓小勤:当初,媒体没注意到奥美定。决定性的转折点是2003年,这一年英捷尔法勒被封,奥美定一统天下,富华进入爆炸性增长期。

  从这个行业派生出别的食物链,比如美容院要做这个生意,就要狂打广告,通过广告制造这样一个美容新时尚,诱使非理性的求美者来使用这种方式隆胸。

  这就把媒体拉下水了。

  媒体被拉下水,主要是因为媒体公信力不足,相应的广告来源就受影响,就饥不择食。医疗广告因此大行其道。本来广告法出台前,卫生部曾要求禁止医疗广告,但当时的立法以扶持广告业为由,把卫生部这个意见顶回去了。现在连什么兽医、兽药的广告,都有规范,惟独医疗广告没有规范,就是当时留下的祸根。

  记者:你印象最深的落水媒体,大致是一种什么样的风采?

  卓小勤:比如富华所在地的一家晚报,就几乎天天刊登富华医院的硬广告软广告。个别媒体人作用也很坏。直到2005 年夏天,还有一个姓孙的记者,在某报一连发了十几期吹捧奥美定的整版报道。上海富华医院开业典礼,主持其事的更是某大台的名播。

  一定程度上,确实可以说奥美定神话是媒体造就的。

  这是一个规律:几乎所有的非法行医,都靠非法医疗广告起家。起初是贴“牛皮癣”也就是街头小广告,后来是到媒体打豆腐块广告,后来承包医院门诊部,再以医院名义到媒体做整体形象包装。就这么一个方式。

  记者:你是资深卫生法专家,从这个角度判断,你认为媒体在奥美定问题上的主要失误是什么?

  卓小勤:主要失误是轻视人的价值,尤其是生命价值。

  我长期研究而且参与卫生立法,这方面的情况知道得多一点。医疗领域的前车之鉴或者说药害事件,最著名的就是“ 反应停”事件。“反应停”对治疗妊娠呕吐很有效,但有人隐瞒了实验结果,不承认其副作用,结果服用这种药品的妇女,生下来的孩子统统四肢短小,成了“海豹儿”。这个事件使欧洲猛醒,建立了严格的药品审批制度。我国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审批制度同样严格。按照规定,产品长期植入人体的医用材料,要经过严格的基础研究、实验室研究、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。其中仅动物实验中的植入实验一项,最短观察期也在1年以上。而富华从对外宣称要独立开发同类产品到产品获准,不足1年。简单一看,时间就不够。人体实验最短观察期要两年,可它只做了7个月就获准上市。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批准它上市的?1999 年12月15日国家药监局批准其生产、销售和临床使用;仅隔13天,也就是同年12月28日,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办法》就高调出台,实际上是为了抢在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办法》出台之前把奥美定批下来,否则很难审批。

  问题在于,这个材料存在严重的产品缺陷。首先是设计缺陷。这个材料是丙烯酰胺的聚合体,你聚合是否完全?是否达到医用纯度?你不能保证在人体内绝对不分解,只要分解出单体就是剧毒。第二,这个材料进入人体之后,取不干净。我们看到最多的危害是感染,打抗生素完全不起作用,惟一的办法就是取出来。但这个材料根本取不干净。第三,这个东西是液体的,它会游走,会渗透,甚至生出三个乳房。然后还有说明缺陷,就是说如果不正确使用,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,比如注射量超过300毫升会给未生育妇女造成潜在危害,一旦感染无法完全取出,对此应有风险提示,但富华公司在产品没有经过严格的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的情况下,对外宣称绝对无毒无害,绝对安全,那么这就是欺诈,这就是说明缺陷。

  奥美定的危害本来是常识,不是不可预见的,而且悲剧已经反复发生,所以在这个问题上,媒体的失察是不可原谅的。

  浦志强:不缺好人,只缺机制

  记者:有人说奥美定的曝光有一定偶然性,未必说明多少问题。你为什么如此重视呢?

  浦志强:偶然事件往往有必然因素。按照常规,曝光奥美定的难度应该很大。这很容易让人灰心,很多人可能干脆就不做了。幸好《新闻调查》的朋友没有灰心,在似乎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仍然抱着希望,仍然要去尝试。没想到真的峰回路转。当转机出现时,因为他们早有准备,所以能马上跟上去,抓住机会,取得最佳战绩,对事件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所以对媒体来说,往往不是缺少空间,而是缺少发现。

  《新闻调查》节目的杀伤力是很大的,相应的寻租空间也大,很容易腐败。但是《新闻调查》节目一直比较干净。编导和记者辛辛苦苦跑一个月,吃很多苦,冒很多险,收入也就几千块。而他们要想多挣钱的话,办法有的是。比如奥美定事件,各种礼品都有人送过来,但《新闻调查》负责人一个子儿也不接。这当然是因为他自己就很廉洁。但另一方面,也是《新闻调查》的整体素质决定的。大家都廉洁,都敬业,都在呕心沥血地做作品。这样做出来的作品谁敢亵渎?谁敢为了几个钱就把这样的作品出卖了?所以我倒不认为是《新闻调查》节目的负责人多高尚,而是在那样的环境下,他真不敢乱来。

  这个群体就是这样一个情况。我们一方面说媒体有问题,但另一方面,确实有一些媒体很理想主义,很有点新闻圣徒的气度。所以对媒体不可一概而论,对媒体也要有一个区分。奥美定成也媒体,败也媒体。成于媒体的腐败,成于无良媒体,但又毁在媒体的手上,毁于那些有新闻理想的媒体之手。

  记者:就是说媒体是有好人的。

  浦志强:当然。而且不止媒体如此。媒体也好,律师也好,国家药监局也好,消费者也好,都有健康力量。没有国家药监局里面的健康力量的长期抵制,国家药监局就会一直铁板一块,事情就很难有转机。消费者的悲情投诉,更是一种根本性的力量,使得富华集团一直不能逃避追问,最终水滴石穿。

  现在一说到现实,有些人就容易偏激,似乎一团漆黑。这不是一个客观的看法。人性总是向上的,我们的社会并不缺乏健康力量,我们缺少的只是一种机制,一种怎样把分散于社会各个角落的好人找出来的机制,一种最大限度地把健康力量聚合起来的机制。坏人总是抱成团,好人要是不抱成团,总是处于分散状态,单个的好人就很难斗得过抱成团的坏人,那么好人就会总是输。这客观上是对坏人的鼓励和对好人的惩罚。

  华:公共舆论是社会进步的支点

  记者:我觉得你们很有意思,一般的规律是平面媒体先动,到了一定火候,你们才有可能介入。但这个案件,平面媒体一开始都不敢介入,主要是你们在打头阵。

  赵华:我们这一块对奥美定一直在关注,几年前《南方周末》做过两次报道,我有印象。后来陆陆续续也接到消费者的电话,但介绍的情况都很简单,不能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。

  有一天浦律师跟我打电话,说有一个受害者在这。我就过去了,见到了一位姓刘的受害者。我觉得她很适合上电视,第一表达力强,第二她的受害特征明显,半边脸基本上坏死了。我在仔细研究材料后报了选题。台领导很快就批下来。

  前期主要是电话采访。我问她们当时是怎么做手术的,她们讲的一个情节特有意思,一进富华医院,就看到两张大告示,一张是国家药监局的批文,一张是保险公司的担保合同。就是说这事已经有国家权威机构担保和保险公司担保,不会有风险。那些女孩子心理上的警戒就先解除了,就跟富华签协议,顶多讨价还价,能不能打个八折、七折?很显然,没那两张招牌,不会有那么多女孩子轻易上当。

  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,我就觉得这个素材特别适合调查,它有金钱、有法律,有欺诈、有内幕,多种复杂的元素,很戏剧,当然也很悲剧。

  我们在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前期调查后,摄制组到了深圳富华美容医院。我们的女编导范铭装成来隆胸的,甚至让人家捏一捏,然后问是不是合适做手术,人家说你很合适。我们的编导装得很像,人家完全解除了警惕,我们就把一些场景拍到了。

  记者:这种题材风险成本是比较高的。

  赵华:对这我们有充分估计,所以我们的节目是在很冷静的状态下完成的。所有细节都经过反复琢磨,都有可靠证据。我们还专门请了两个律师、一个医学博士来看片,从法律上推敲每一句台词。最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,让各方面的人都在镜头前说话。

  记者:这里有一个问题,这么大量的采访不可能完全保密。那么你们在做这个节目以及可能播这个节目,人家就事先已经知道,相应的游说、公关就都展开了。你们是如何应对的?

  赵华:播出的前两天,他们的公关就到了。但我们的主管领导很好,认为我们的立场是中立的,经得起考验,坚持播出。播出之后,富华更恼火,因为还有重播,他们就要把重播拦下来,想了很多招数,这里我就不说那么具体了。那两天观众的电话都打爆了,谁来的电话,什么时间来的电话,电话里讲些什么,每一条我们都做了记录。

  国家药监局的反响特别好。刚播出,国家药监局法规司的张冀湘副司长就来电话,说明天我要去你们那里了解情况。果然第二天他就来了,说感谢媒体对国家药监局的监督,国家药监局没有自己的利益,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是我们的最高利益,这点我们与媒体是一致的。他是代表新上任的国家药监局局长邵明立来跟我们谈,很诚恳。国家药监局后来还跟我们做了几次座谈,征求处理意见。我们把受害者名单和其他相关材料都给了国家药监局,请他们去质证。

  其实在此以前,国家药监局就论证过这个事。2005年6月,他们就打算停掉奥美定,但因为内部有分歧,没停下来。

  这次播出之后,药监局又开了一个听证会,请一些专家讨论,到底该不该停?与此同时,富华也在那座楼里开新闻发布会,调子跟国家药监局针锋相对。后来富华写了很多上告信,说我们的节目严重失实,影响稳定,如果不处理这个节目,就要天下大乱。

  这个事能曝光,卓老师、浦律师,他们的推动当然非常重要,但我认为线人提供证据,受害者持续不断的投诉,这些更重要。媒体的职业良知也举足轻重。否则,如果我没有责任感,这个事我报不报题都无所谓,因为我们遇到的事情太多了,说实在话,很容易良知疲劳,很容易松懈。只要一松懈,这个题材就从手中漏掉了。当然,我们这个团队,负责调查的记者组人员,职业精神非常好。

  再次,我觉得社会的健康力量需要彼此呼应。国家药监局最后叫停奥美定,与多种声音互动是有很大关系的,包括受害者的联名起诉,浦律师的几次法庭激辩,电视与平面媒体的互动,形成了一种舆论场。应该说国家药监局有很多官员能正视问题,但如果没有外部压力,恐怕也很难突破。

  记者:没有外部压力,某些职能部门就可能关起门来自己玩,这时秋菊再怎么告状都没用。

  赵华:这种情况我想也不少见。有些投诉材料怎么送上去,还会怎么转回来,无非公文旅行而已。其实投诉者反映的问题,主要得靠它的内部体系来处理,在内部消化解决。但有些部门有时候不做应该做的事,很令人悲哀。

  记者:这种情况下,媒体的介入往往是一个拐点。媒体介入的主要作用,就是把整个事件变成公共事件。而一旦变成公共事件,进入公众视野,整个事件的进程就完全不一样。原来秋菊走到哪都是坎,就像遇到橡皮墙,怎么都推不动,但变成公共事件就不一样了。

  赵华:其实媒体也只是媒体,不可能包打天下。我们也经常有困惑的时候。有些事件一方面没有进入媒体视野;一方面或者报不出来,或者报出来也没有结果。像这次奥美定的叫停,应该是多种社会力量合力的结果。当然,媒体的力量不容忽视,只要大家一起努力,很多事情是可以改变的。

  滕彪:需要重建社会安全机制

  记者:香港一家媒体把奥美定事件称作“新南京大屠杀”,因为受者者刚好也有可能高达30万。在你看来,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?

  滕彪:奥美定泛滥成灾,根子在违规审批,而其他机制对违规审批造成的严重后果,起初不仅没有起到遏制作用、纠错作用,反而不断放大其恶果。就好比破堤,如果辅助性的拦截机制起作用,哪怕只有一次起作用,破堤的社会危害都会减少一些。但在奥美定的泛滥中,我们看不到一次成功的拦截,媒体被摆平,受害者被监控,专家被威胁甚至被买通,几乎所有拦截机制都失效了,几乎所有救援机制都没能为受害者提供应有的救济。只要有一个环节纠错,就不会有今天这些事。

  记者:但奥美定终究还是输了,说明我们仍有理由乐观?

  滕彪:我们当然应该乐观。如果说奥美定的泛滥是体制的综合性弊端造成的,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奥美定的倒掉也是各种健康力量共同起作用的结果,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。受害者的不屈抗争,浦律师的勇敢介入,《新闻调查》的盘根问底,这中间缺了哪个环节,都不可能打败富华。但结果是哪个环节都不缺。而且这并非刻意的安排,而是不谋而合、水到渠成。这看似偶然,实际上也昭示着一种必然。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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